这种程序事实上就是一种议事程序规则，其主要包括辩论程序与表决程序，其主旨就是要为会议或议事提供法治基础。
依法行政所要求的行政与法律之间的一致性，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涉及到实体性的一致( 例如，行政符合法律目的等) ，但主要是形式一致性。那么，如何能够得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呢? 相比于行政机关的调查，公众参与提供了更为直接而广泛的途径。
简而言之，依法行政的逻辑，是试图通过法律对行政的约束，实现有限政府。这主要是因为：现代行政背景中所存在的法的多样化和行政活动政治化的现实，使形式合法化逻辑发生作用所需的前提条件难以得到满足。因为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等目标在现实中具有不确定性，探寻公共利益的过程意味着行政机构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通过外在的标准，例如传统依法行政模式中的立法指令或专家理性模式中的公共利益客观标准等，无法为现代国家中的行政活动提供充分有效的合法化资源。立法提出行政活动的宽泛目标，行政对目标进行判断、权衡以及对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选择裁量。就我国行政活动现实情境而言，这一点更为明显，这表明，仅仅通过形式合法化逻辑和技术来赋予行政活动以合法性，将显得极其困难。
比如说，在组织法研究领域，行政法学界通常只是把公共行政研究的结果当做前提接受下来，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话语权的，处在失语状态。相对于传统的行政法依靠外部资源而实现合法化的机制而言，这种进路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利益代表、公众参与等制度过程，而使行政过程在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得到自我合法化的进路。社会权不仅是为了促进实质公平，也是为了弥补社会差距，其团结价值一面被2009年并入《里斯本条约》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所体认。
[28]参见拙作：《追求幸福生活：评1954年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这即是说，两种自由并非对立的关系，政治自由是对作为现代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保障。唯如此，才能体现政权的民主性，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23]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9页。
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 1.五四宪法的基本权利逻辑是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克服 近代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与注重参与的政治自由在逻辑上判然有别。
【中文关键字】人民主权。《独立宣言》并没有打算把当奴隶的非洲人包括在内，制定并通过该宣言的人民中没有他们的份。 1.体现社会主义理念 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一词有着丰富与深刻的内涵，蕴含着社会正义和公平理念。他说：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
[60]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繁荣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幸福是个体自由和感受。[19]具体表现如下：其一，五四宪法在总纲而非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规定私人财产权。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义务并非是对基本权利的剥夺或者削弱。这种传统观念就是古代人的自由观念，认为人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且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其中政体的活动。
[46]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三重意义决定五四年宪法对平等的置重：其一，克服旧中国民不聊生及社会差异的政治自觉。
历史上，有四个相互类似的概念先后存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我国学者认为，权利义务一致是根本利益统一的表现，也是价值并重的反映。[17]处于消极地位的是指自由权，处于积极地位的权利源于国家成员的资格，主要指平等权。卢梭认为，共同意志是所有个人意志的和谐内在的统一体，仅受共同意志统治的人才是自由的人，个人意志被提升为在共同意志中共同其作用的因素。其三，趋前性的私有财产保障制度。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长期作为判例法的智识基础，相信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为法律规则只有在经验基础上经由不断试错积累而成，最终借洛克《政府论》表达了对国家权力的怀疑与不信任，奠定了自由主义宪法的立论基础。
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但是，平等性是普遍性的内在属性和要求。在自由主义历史上，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存在着不同种类的自由：一种是法律上的自由和法律禁止之外的自由，即孟德斯鸠自由和萨克逊式自由。
五四宪法的劳动权在确保劳动者工作自由的同时，明确了国家给予保障，规定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近代自由主义宪法为鼓励竞争，坚持契约自由，将劳动权视为对财产权的干预。
[32]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4-122页。公民权中的公民意味着权利的取得非造物主所赐，而是仰赖后天国家成员的资格与国家法律规定。除了倡导包括妇女在内平等的参政权之外，其在宪法上集中体现为对应着福利国家对经济自由的积极限制和社会权的引进，[49]标志着经济民主时代的到来。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
[22]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有两种个性迥异的法律观念，延伸为两种不同的二元法律传统：自然法和人为法。本文所指的五四宪法自由观的现代性，是在与个人先于国家的古典自由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包含了参与的政治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社会权两种积极自由。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5]一种是以邦亚曼·贡斯当为代表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
[31][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29]五四宪法将平等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首要条款具有深刻寓意。
卢梭认为，只有当个人的意志能被放入共同利益的秤盘时，个人才是国家成员。[27]塔尼之所以在长达50页的判词中通过否定德里德·斯格特美国人民的资格否定其美国公民的资格，正是基于公民一词所承载的权利和特权的内涵。其二，对资产阶级形式平等虚伪的矫正。德国学者认为，平等是针对行政与司法两权适用的用语，要求这两权必须以法律作为准则，予以平等地、合法地适用。
人权中的人体现了自然权利观，权利的获得是人之为人的产物，生而有之。两方面内涵都蕴藏在平等法理之中。
法律面前平等与法律上的平等并无实质差异。只有最大多数人享有选举权，才有可能在不同群体之间区分等差，权衡价值。
民主主义宪法认为民主是首要之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并巩固国家权力。私人财产权保障采取了纲领性的原则规定，其纲领性地位是由经济上的公有制决定的，构成人民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的财产和经济基础，是国家与社会在财产领域内融合的宪法表现，其对私人财产的限制符合现代宪法的特征，是对自由主义宪法私人财产神圣性的克服。
